关于元代宗王与中央的关系，学术界多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宗王分封与事务的联系，对于元代王府附属机构与中央及地方的关联，研究者相对较少提及炒股怎样加杠杆，而这一问题恰恰涉及元代宗王附属机构的一个关键领域，值得进行专门的研究。
在这些附属机构中，王傅与达鲁花赤是最为重要的职官之一。因此，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些机构的运作。为此，本文将以这两位职官为核心，探讨元代宗王王府附属机构与中央及地方之间的联系，从而加深对元代宗王附属机构的理解。
从王傅的角度来看，宗王附属机构与中央的关系，首先要探讨王傅的任命和人员构成。有关王傅的等级和职务，前文已有描述，在此重点讨论的是王傅的任命方式。根据现有史料，宗王王傅的任命由中央朝廷负责，未见宗王直接任命王傅的情况。通常，在宗王设立王府之初或不久后，朝廷便会委派王傅。例如，当裕宗（真金）封燕王时，“世祖命也先不花为之傅”。
至元九年（1272），皇子忙哥剌被封为安西王，朝廷立即委派王傅。至元二十一年（1284），那木罕被封为北安王，二十四年，又设立了王傅职务。类似的情况在元代其他宗王封号时也普遍存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宗王在初封时都有资格设立王傅。大德十一年（1307），镇远王牙忽都进封为楚王，才设立了王傅。至大元年，淇阳王月赤察儿请求设立王傅，但因“异姓王无设立王傅的先例”，未能获准。
展开剩余70%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，王傅的权力源自朝廷。每当宗王王傅职位空缺时，朝廷会重新任命或者由宗王推荐并由朝廷确认，任命方式类似于达鲁花赤的任命，但王傅属于“内任官”，与达鲁花赤的“外任官”有所区别。王傅作为中央直属官员，通常被任命为朝官正三品，且晋王内史则更是从三品的官员。
王傅的职责繁多，但主要职责是协助宗王处理王府事务，包括辅政、审理案件、管理军站等方面。虽然王傅在这些工作中需依照宗王意愿行事，但其依然承担了王府属官的职责。例如，《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》提到王傅脱欢等随赵王术安祭祀先祖，《镇江路儒学复田记》记载王傅归还学田事宜，晋王孙铁木儿夺位时，内史倒剌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这些都表明王傅在王府中的地位，同时也显示了其双重隶属关系，既服从朝廷，又为宗王所依赖。因此，王傅的选任具有特殊性。世祖时期，王傅有蒙古人和汉人担任，但这些人通常还担任其他职务，如甘麻剌封为梁王时，任命的王傅是云南行省参知政事，体现了对地方事务的有效管理。
甘麻剌改封晋王时，王傅职务的设置也与此类似。安西王的王相大多为汉人，这与其王府的性质密切相关，而忙哥剌去世后，继任的阿难答所立王相则多为蒙古人，反映了王府性质的变化。元代宗王内史和安西王王相的特殊性将在本文第三章进行讨论，此处不再赘述。
无疑，王傅的任命是经过朝廷慎重考虑的，通常会考虑到宗王的特点以及与朝廷的从属关系。王傅在出任前常常会获得朝廷官职或品级，这样一来，可以明确其对朝廷的隶属关系，防止王傅与宗王之间产生过深的依赖性。此外，朝廷还通过高官厚禄的方式，使王傅能够有效地监督宗王，起到向朝廷传递信息的作用。然而，尽管朝廷采取了一些措施，宗王与王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复杂的，且在不同情况下表现出不同的形式。
宗王与王傅的关系
其一，宗王与王傅之间的联合关系。宗王和王傅联合的情况可以通过一些典型例子来说明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王和世谋反事件。和世谋是武宗的长子，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，为了打破与兄长武宗海山“兄终弟及”的约定，在1315年将和世谋封为周王，并为其设立了王府职官，并派遣相关官员辅佐。
关于“常侍”的误解需要进一步分析。在元代，“常侍”一职最典型的例子是周王和世谋设立的常侍府，但在此之前，安西王也曾设立过类似职务，尽管并未成为常规职位。元史在后期的编纂中将王相称为常侍，可能源于周王设立常侍的影响。历史资料表明，常侍并非固定职官，且其职责较小，主要是为宗王提供服务，并非具体的官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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